周天勇：两个公式计算体制扭曲巨额损失与关键改革强劲潜能

　　来源：天勇谈经济

　　笔者在2025年《学术月刊》第5期发表了“渐进转轨数理经济学体系创新与中国实践”一文，文章很长，20000余字。为了通俗易懂和阅读方便，并在原文基础上加以扩展，分专栏在天勇谈经济公众号中转载，今日发出之五。

　　周天勇

　　一、经济体制扭曲的巨额产出损失

　　前面介绍学术月刊论文中之二到之四中，笔者阐述了体制闸板、体制开关、市场调节标准值、计划行政扭曲值、二元体制差值等渐进转轨经济中一些重要的变量。今天的之五部分，是要将它们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组合成体制变量内生模型，使得体制安排、体制改革、体制复归等变化所造成的产出损失和产出增加得以计算。

　　笔者先用之五短文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算式，对计划生育、户籍等制度、非竞争资本、居民收入消费比例、财政转移支付比例等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改革带来的新增长以及体制不知不觉复归导致的经济负增长进行仿真计算。

　　计划生育的产出损失：1992-2004年世界未实行计划生育的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平均增长率标准值为1.09%，中国偏差值为0.91%。到2024年累积损失的劳动年龄人口为2513万人。当年就业劳动力GDP生产率为19.37万元，假定GDP劳动产出系数为0.5，则计划生育给当年造成的产出损失为23082亿元，占当年GDP的1.71%。也就是说，若没有计划生育，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72%。由于新增人口需20年后才能形成就业生产力和生活消费群体，因此20年内没有办法扭转经济下行的压力。

　　户籍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产出损失：2024年世界与中国人均GDP 上下5000美元且人口规模较大样本国家农业就业比率标准值约为9.5%，中国的偏差值为23.5%，差值为14%。在农业中多淤积的劳动力为10154万人。农业就业劳动力平均增加值56189元，而非农业就业劳动力平均增加值为13439元，假定增加值的劳动产出系数为0.5，当年的产出损失为39789亿元，占当年GDP的2.95%。

　　非竞争性国有企业资本分布比例较大和效率较低造成的国民经济产出损失：2024年国有企业总资产388万亿元，占全社会企业总资产的43.63%。竞争性资产利润率标准值考虑资金财务成本一般要达到4.5%左右，当年非竞争性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为1.11%，利润率差值为3.39%，产出损失为130589亿元，为当年GDP的9.68%。

　　土地不能市场化盘活的产出损失：全国村郊、城镇、产业园、矿业和交通及枢纽等建设用地大约有69231万亩。村郊建设用地由于农业就业、农村二三产业就业和常住人口比数量最多时下降了一半，闲置面积达1.6亿亩，其他产业园区、行政事业、交通和矿业用地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率也在25%左右。假定市场机制下建设用地利用率标准值为95%，目前中国建设用地利用率为65%，则差值为30%。如果将目前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要素中的土地分开，并且其产出系数为0.20，则土地计划行政管制的产出损失为80945亿元，占当年GDP的6%。

　　以上计算主要是用后面阐述的基本模型（1.5）计算而得。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从需求侧计算居民收入消费财政对居民消费转移支付占GDP比例过低造成的巨额产出损失，仅用基本模型 2 计算禁止土地市场化交易失去的国民收入损失。

　　笔者已经论述，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渐进转轨是一个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的过程。没有1980年代解散生产队集体劳动、允许常住人口流动，将原来禁止人口流动并且农村产品以工分分配交易的经济流动和循环，改革为允许农民进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劳动贡献可以与货币交换，从而获得商品与工资现金交易的经济流动和循环，货币化提高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带动了1978年到1997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而且，1998-2024年的经济增长中，最大的经济增长来源是改革禁止土地有偿出让、禁止城镇住宅商品交易，实行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可以交易的新体制，形成了巨额的国民收入和财富。

　　城乡土地和村郊宅院禁止市场化交易的产出损失：目前，笔者团队计算，还禁止市场化交易的城乡土地和农村宅院，按影子价格计算，总值在800万亿元。如果放开交易，这些无市场价格的资料，假定年交易率最保守估计可能在5‰左右。但由于计划行政管制，禁止交易，损失的国民收入为4万亿元，占2024年GDP的2.98%。

　　结合正面的数理推导，总结上述简单的估算，结论是劳动力越是在低生产率的农业淤积甚至反向配置，资本在低效率领域配置过多甚至反向向其流动，还有对土地房屋实行计划行政管制，使其闲置率太高，并且无法货币化和财富化，综合起来，造成增加值和国民收入的巨额损失。而推进户籍等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土地计划行政管制体制改革，并且放开土地房屋交易，切实推进关键部位的经济体制改革，使要素向高生产率和高效率领域流动，解除土地房屋领域的货币流动堵塞，使经济顺畅流动和运行，释放被体制禁锢的巨大生产力，完全可以在 “十五五” 期间实现5.5%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中国转轨经济计算两个基础的公式

　　从纯粹数理分析的变量分类看，一般是流动实体变量、参数变量和状态变量。通过对渐进转轨经济的计算，相应地可划分出三类体制变量：一是闸板和开关固定实体变量，分别表示体制对经济流量阻碍的闸板面积、打开或关闭；二是分布比例参数变量，表示资源与潜能在竞争性领域与非竞争性领域分布的比例；三是效率水平状态变量，用以表示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中各自的收入水平、价格高低、消费数量、投资规模等特征。

　　1．资源分布的比例与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

　　在渐进转轨经济中，体制作为一种外部安排作用于经济系统，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计划行政干预下资源在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比例。这种比例更多取决于不同领域资源使用的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的高低。

　　（1.5）式的经济学含义为：在一个经济系统中，一是稀缺资源的分布方面，当计划行政体制闸板面积逐步缩小时，淤积或者流动配置到非竞争领域的资源比例较小，流动到竞争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比例较大，市场化竞争程度提高；反之，当计划行政体制闸板面积逐步扩大时，淤积或者流动配置到非竞争领域的资源比例较大，流动到竞争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比例较小，资源配置市场化竞争程度降低。二是资源使用效果方面，当计划行政干预程度逐步减弱时，市场激励功能增强，资源使用的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逐步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降低和盈利上升；而当计划行政干预程度逐步增强时，市场激励程度减弱，资源使用的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下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上升和盈利下降。

　　2．自然与产品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

　　渐进转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一个特有的场景是：土地和房屋存在着允许市场交易和禁止市场交易的二元体制安排。当改革允许市场交易时，民法、商法、会计和统计等制度在某一个时点开始明确了其是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但是，允许市场交易并不意味着目前正在使用和居住的土地和房屋会同时发生集中和大规模的交易，其交易率是一个长期的开始时边际上行，接着逐步平稳，再后来逐步下降的过程。

　　土地和房屋允许和放开市场交易后，其一旦发生实际的交易，完全不同于原有已经商品化土地房屋的年价格上涨溢值，其资产的市场价值发生了零到当年市场价格的溢值。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对自然资源和产品进行市场交易放开的改革，是其货币化和财富化的过程。货币化交易带来了国民收入的溢值。

　　（1.6）式的经济学的含义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土地和房屋的市场化改革赋予了地理位置固定、无法流动的土地房屋以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流动性。与可移动的劳动力不同，土地和房屋在物理空间上缺乏流动性。然而，在经济学含义上，如果是计划和行政管理体制，开关是关闭的，土地房屋既不能进行市场交易，也不能作为资产，在计划和产品经济运行中，土地和房屋是没有价格的固定实物，无法作为流体而流动；如果是市场经济，土地房屋能够市场交易、可以定价和成为资产，其价值流动的开关是打开的。在此场景中，土地房屋实物/计划分配体制，如果对其实行市场化改革，则变成了土地房屋/货币替代交易配置机制。尔后通过每年一定比例的交易率和一定水平的价格，虽然土地和房屋是固定的，流动体货币流量与土地房屋实物价值流量实现了相互转化，不动产在不同使用者中和不同使用领域，实现了互换和配置。

　　其次，土地房屋从无价格到发生交易时升至市场价格的溢值。从微观视角可知，投资者对其需要支付购买土地和房屋的费用，而卖出者则获得了原无价格土地房屋升至市场价格水平的收入。从宏观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的生产增加值和国民收入需要相互平衡。在宏观层面，通过一定的交易率和价格水平，形成了基于收入法计算的国民收入。尽管这些收入并非通过生产直接创造，但随着市场交易的放开，土地房屋的货币化和资产化使其发生了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它是一种渐进转轨经济二元体制市场化方向变动中，生产活动以外产生的特有余值，应当计入收入法的GDP核算之中。

　　李静萍．关于中国城市土地交易核算方法的探讨[J]．统计研究，2008，（03）：6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