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同心兄弟的词条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同心兄弟，因其树大根深的民族基因雄厚，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之一并且位居先进。她无穷的魅力，强大的辐射力，对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单就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徽商来说，其文化组成中的河洛文化的文脉就已非常直接和明显，徽州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村西递和宏村，也是徽商发源地之一，其发家史就曾明确指出同心兄弟：“东晋末年，中原战乱，名门大户，巨商富贾，扶老携幼，迁至此地，为商为官，其势然也。”

　　但河洛文化的辉煌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主流部分依旧体现在对本土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上。在商业思想的发展上，则首推豫商文化。豫商文化是河洛文明的重要组成部门。河洛地区平原广阔，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农业社会的发达早早就孕育了经济生产的萌芽，而在其源头的巩义，其商业经济思想的闪光点也铸就了源远流长的豫商基因。

　　康百万庄园的“留馀”基因

　　康百万庄园是豫商文化的典型代表，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河洛文明的辉煌。从明朝迁巩，到清初发迹，康家的成功和辉煌传承了200多年共八代人，有利的地形、先天的基因、历史的机遇、严格的组训都不足以概括“康家精神”，身为豫商的精神家园，康百万何以“风雨不动安如山”？

　　康家向来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文人情怀根深蒂固，这在现有遗存的碑刻、楹联、匾额中均有体现，但其被尊为圭臬和灵魂的当属《留馀》匾额：留有馀，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馀，不尽之禄以还朝庭；留有馀，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馀，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大自然赋于的才华、智慧、资源不能用尽要回归自然，以求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平衡；国家给的奉禄不能挥霍，要历行节俭，需要时要报效国家；财富是人民给予的，要取之于民回报于民；指大自然赋予的、社会创造的、自己奋斗的、自己应当享用的，都不应用尽，要留给子孙，继续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留馀》文化概括了豫商则亦农亦商，以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深层文化，是当代可持续发展观的高度凝练。区别于徽商晋商的一心关注财力和实力，康家从哲学角度把世界官、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提升到生态的统一，将家族事业的长久延续概括为对周边环境的和平共处。为人做事、看钱看物、对人对已、为国为民留有馀地，适时适度，不过不及。

　　回郭镇中的“创新”基因

　　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回郭镇开始生产瓦盆，改良先人设备和技艺，采取本地黏土，制造风格多样、用途广泛、质量坚固的瓦罐、瓦盆等生活用品，甚至一度随人北迁，继承发展。

　　民族工业开始萌芽的明朝后期发展至康乾盛世已经初具规模，回郭镇也开始了以霜糖称霸行业的新时期，就地取材，就地加工，远销省外，滚滚白银点燃了霜糖市场。

　　回郭镇东庙村人李显白以一腔实业救国之心于1908年开办工业学校，引进先进设备、培养技术人才推动了当地纺织事业的进步，回郭镇的纺织业从手工纺织发展至机械纺织，带动周边棉花加工、纺线生产等，民族工业走向新阶段。

　　至民国初年，回郭镇已有杨村、苏村、张船等四大码头，货运船只1000多艘，棉花、布匹、药材、煤炭、霜糖、瓦盆八大市场，商户200多家，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埠。

　　1928年，受上海市场的影响回郭镇人开始发展卷烟，从开始的手中制作随后引入机械设备不断发展，历时30多年，鼎盛时达百余家，日产量达320大箱，产值1700万元，有“小上海”之美誉。

　　建国伊始，回郭镇成立商会，自筹资金建设回郭镇火车站、自备电厂，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工商税收总额一度占郑州市90%，全省60%，发展模式曾作为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范例写入大学教材。

　　审视回郭镇工业发展历程，同心兄弟我们深深感受到豫商文化中“不安于现状，不安分守己，永恒创新，争强抢先”的商业基因在回郭镇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体现。

　　三田故里的“孝义”基因

　　孝义与康家一河之隔，是豫商文化中“义”的重要内涵和体现。明代冯梦龙在小说《醒世恒言》中讲了一个故事：一田氏居住，院内有一棵紫荆树，亭亭玉立，根繁叶茂。田氏有三子，长子真，次子广，三子庆，同居合餐，勤俭殷实。岁月移，田氏二老忽患疾病，即召三个儿子床前嘱咐，“人应勤、俭、孝、义为先，同心协力，和睦相处，家业必兴”。言罢而逝。三兄弟将家产等分为三，唯有院中紫荆树未有归属，议定次日伐树分木，紫荆有义，知而枯萎。三兄弟自愧人不如树，分而又合，讲亲情、讲诚信，紫荆树死而复生，枝繁叶茂。

　　“无孝无义，天地难容，行孝奉义，枯木重生。”“孝义”镇由此而得名。人人遵从奉为人格，代代相传。在豫商发展中延伸为“以义当先，义中取利”。到20世纪初孝义镇含有义字商号就有30多家。“义兴堂”、“义成堂”、“义生永”、“义立存”等，把诚信渗透到生产、生活、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经济社会都获得健康发展，过去的孝义村成了河洛名镇。